當脆弱身分交織成網，為何離開暴力如此困難？

當一位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決定求助時，我們或許會想像一條相對清晰的支持路徑：警方協助製作筆錄、社工聯繫並協助蒐證，接著進入保護令或離婚等司法程序，同時協助尋找工作與安全住所，在過程中陪伴他療癒創傷、重新建立生活。

然而，實際情況往往遠比這樣的想像複雜。在我們接觸到的服務對象中，許多人的處境都涉及多重身分與結構條件交織的困境。即使當事人已經離開暴力環境，復原之路仍可能因為各種限制而步步受阻。

在性別研究中，這樣的情況常被稱為「交織性」。我們可以把社經地位、性別、國籍、身心障礙等條件想像成一條條繩索，而交織性，就像這些繩索彼此纏繞在一起。

例如，一位在都市工作的年輕台灣女性遭受伴侶暴力，與一位長年在偏鄉擔任家庭主婦的新住民女性遭遇相同情境時，兩人想離開暴力關係所面臨的條件就可能截然不同。語言能力、工作經驗、經濟資源，甚至在社會中的權力位置，都可能同時影響一個人的選擇與行動空間。

對某些人而言，在離開暴力之前，還必須先嘗試鬆開纏在身上的這些繩索。

看見交織處境，才能理解暴力的真實樣貌

如果我們以為只要「將加害者與被害者分開」就可以結束暴力關係，這樣的想像其實過於簡化，也難以回應現實中的暴力樣態。

隨著時代推進及科技發展，親密關係暴力的樣態和形式越來越複雜，除了肢體、言語或性暴力，還交雜經濟地位、權力關係、數位能力等。

舉例來說，一名被害人可能因為經濟能力不佳，或長期沒有收入而難以離開加害者。如果他想重新工作，卻不熟悉網路操作，不知道如何透過數位平台找尋職缺，也不清楚如何製作電子履歷，甚至離開一般職場十餘年，久違重啟就業的身分可能也不是雇主優先錄取的選擇，種種交織的身分使得離開暴力的難度大幅增加。

在我們服務的經驗中，當事人交織的複雜性更是遠遠超乎常人想像的，不僅當事人在復原之路走得更久、更辛苦，也更加考驗了社工或相關工作者的回應能力。

以下兩個案例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從不同角度理解這些交織處境：感受當事人駐足不前的困境，如果你身處於此該如何作為；社工陪伴當事人脫離暴力前，要如何協助他處理各種複雜議題，才能真正進入到離開暴力關係的階段；制度可以如何調整來協助當事人；又或者身為一般社會大眾，我們可以多做什麼？

案例一：跨國婚姻、經濟困境與母職壓力的交織

阿月因婚姻來到台灣，在偏鄉的夫家照顧一家老小。家庭主要收入來自丈夫微薄的薪資，阿月偶爾透過家庭代工補貼家用。

即便阿月對家庭努力付出，夫家仍因為他的新移民身分，常常以貶低的詞彙對待，限制了阿月出門的時間，甚至禁止阿月使用家裡的部分電器，處處讓阿月感到在家裡的地位不平等。

後來在一次比較強烈的爭執衝突，阿月被鄰居通報進到服務中，社工協助阿月找到新的租屋處，也成功帶著未成年的孩子一起搬出來。不過，阿月似乎無法完全脫離這段有毒的關係。

由於跨國婚姻的身分背景，阿月對台灣的制度並不熟悉。他的語言能力雖然足以應付日常生活，卻難以理解法律文件中艱澀的文字。離婚程序與相關司法文件對他而言難以辨識，甚至曾被夫家藏匿。丈夫也利用他對法律的不熟悉，以居留權與監護權威脅他在開庭時做出讓步。

另一方面，阿月同時承受經濟壓力與母職責任。他擔心離婚後的生活，也擔心如果無法繼續留在台灣，可能再也見不到孩子。即使已經搬出夫家，他仍常回去幫忙照顧公婆、處理家務。在訴訟期間，他必須在租屋處與夫家之間來回奔波，照顧孩子、維持生活，也需要與社工討論出庭與未來的安排。

社工雖然理解他的處境，但無法替他做決定，只能陪伴他慢慢釐清那些深植於文化與家庭期待中的責任感，希望能稍微鬆動捆在阿月身上的束縛，協助他思考下一步。

案例二：性別刻板印象、年老處境與障礙經驗的交織

老吳多年前離婚後與前妻和子女關係不睦近乎斷聯，心中難免懊悔年輕時在關係經營中的消極，後來找到一起度過晚年的伴侶，老吳雖已是六十好幾的老先生，但想在這段關係努力付出，相互陪伴人生的最後一段路。雖不富裕，老吳仍定期給伴侶生活費、提供各種經濟支援。

然而，伴侶的金錢需求逐漸超出他的負擔能力。當老吳無法再提供更多金援時，伴侶甚至到他的工作場所騷擾、追討金錢。直到同事看不下去報警，社工才因此介入服務。

在服務過程中，社工逐漸發現，要協助老吳，並不是單純勸他結束關係就能解決問題。

老吳一直認為，一個「負責任的男人」應該要照顧伴侶的生活。如果自己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持，他便感到自責。同時，「家醜不外揚」的觀念也深深影響著他，使他不願向外求助。加上年紀已高，他認為重新開始生活的成本太高，與其改變，不如就這樣過下去。

在進一步的對談中，社工發現老吳其實有輕微智能障礙，但他因擔心被他人以異樣眼光看待，並沒有申請身障手冊。過去在關係中，曾多次出現危及安全的情況，例如伴侶持家具攻擊，甚至出現生命威脅，但老吳並未意識到這些行為的嚴重性。直到事件影響到工作環境，他才在同事的協助下求助。

而談及離開關係，老吳又被男性角色的社會期待所綑綁，認為自己沒有照顧好伴侶，也不認為自己是需要幫助的弱勢身分，不想浪費社會資源；加上老年與身心障礙狀況，使他在搬家與獨立生活等選擇上充滿猶豫，也讓他難以把自己視為需要幫助的人。

如何在交織困境中重建支持網絡

從上述案例可以看見，不同身分與社會處境的交織，往往讓當事人的困境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。這不僅考驗社工的專業能力，也意味著當事人在復原過程中，必須面對更多選擇與不確定。

在專業分工高度細緻的制度下，受暴、身心障礙、經濟弱勢等議題往往由不同單位負責。然而，對於同時面臨多重困境的當事人而言，跨部門與跨專業的整合就顯得格外重要。例如，在法律程序中，針對身心障礙者或新住民提供更完善的支持措施，包括無障礙設備、輔助人力，或提供常見語言版本的法律文件，都可能降低制度門檻。

另一方面，制度之外的社會環境同樣重要。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在租屋與就業市場中經常面臨排斥，新住民與不利處境群體也可能在求助過程中遭遇不友善的態度。這些因素都可能成為離開暴力的重要阻礙。同時，社會文化中對性別角色與家庭責任的期待，也持續影響著當事人的選擇。例如「男人應該負責照顧家庭」或「母親應該為家庭付出一切」等觀念，都可能讓人難以看見自己受暴的處境。

如果整體社會能逐漸鬆動這些刻板印象，或許能讓更多人在面對暴力時，不必在每一個岔路口停留太久，也能在嘗試改變時，獲得更多理解與支持。看見不同身分與處境的差異，或許正是我們在這座交織迷宮中，能夠為他人點亮的一盞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