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/05/12

孩子的安全不能靠運氣──從多起兒少性侵案件檢視制度破口與改革方向

撰文/ 錢愛慈（公民對話處媒體組組長）

攝影/ 陸儀（公民對話處媒體組專員）

勵馨基金會彙整十起重大兒少性侵案件，揭示制度四大失靈，呼籲政府改革整體兒少保護系統

勵馨基金會5月12日舉辦「孩子的安全，不能靠運氣——從多起兒少性侵案件檢視制度破口與改革方向」記者會，聯合人本教育基金會、當事人家長代表、兒少性創保護律師及立法委員共同出席，針對近年接連爆發的重大兒少集體性暴力案件，提出系統性分析與具體改革訴求。

圖一：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表示，這些兒少案件具有在封閉場域、權力不對等、缺乏監督、孩子無法求助等高度相似的風險結構

圖1：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表示，這些兒少案件具有在封閉場域、權力不對等、缺乏監督、孩子無法求助等高度相似的風險結構

十起案件，140名孩子，制度在哪裡？

近年陸續爆發超過十起重大集體兒少性暴力案件，發生場域涵蓋幼兒園3件、國小2件、體育技能教練2件、校外補習班2件、醫療語言治療師1件，橫跨七個縣市。犯案時間短則數天、長則持續五年。已知受害兒少高達140人，其中男童約占57%、女童約占43%。受害人數最多的台中少棒隊案共有53名男童受害；台北培諾米達幼兒園案則有46名女童受害，年齡甚至僅有2至5歲。

十件案件中，八件由家長主動告發，僅1件由青少年自行報案。這顯示現行制度在第一線監督、通報與察覺上存在明顯不足，許多孩子在長期受害後，才被大人看見、被大人相信。

從加害人與被害人關係來看，加害者大多是孩子日常高度信任與依賴的成人，包括學校老師、幼兒園教保人員、教練、治療師等。兒少性暴力往往不是陌生人的突發犯罪，而是發生在「熟悉、信任、服從」的關係之中。在場域上，多數案件發生於封閉空間或加害人可控制的環境，如語言治療室、圍棋教室、密閉訓練場所等；宜蘭女足案中，更出現以「訓練按摩」為名，於封閉空間對未成年球員實施猥褻的情形。

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表示：「這些案件雖然發生在不同地區、不同機構，卻呈現出封閉場域、權力不對等、缺乏監督、孩子無法求助等高度相似的風險結構。這不是個別事件，而是制度的集體失語。」

系統性的多重失靈：預防、保護、監督、處遇同步崩潰

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淑芬指出，近年揭露超過十起的兒少集體性暴力案件，顯示問題並非單一環節失靈，而是「預防、保護、監督與處遇」四大機制的系統性失靈，使加害行為得以長期存在並造成集體傷害。

一、在「預防失靈」面向：現行性平與兒少保護教育多停留在形式與時數要求，缺乏實際風險辨識與應對能力培養，導致兒少難以察覺包裝成照顧或訓練的不當接觸。
二、在「保護失靈」面向：案件多發生於幼兒園、補習班、球隊與治療室等高度依賴關係與封閉場域，加害人往往正是兒少最信任的教師或教練，本應保護兒少的環境和人員都失靈，令兒少難以求助。
三、在「制度與監督失靈」面向：多數案件最終仍由家長揭露，顯示體系缺乏主動偵測能力與透明監督機制，且對一對一接觸、密閉空間及高風險情境缺乏明確規範與稽核，使風險長期被忽視。
四、在「處遇與通報失靈」面向：部分案件雖已出現警訊或揭露，但後續處理仍偏重行政程序與責任切割，缺乏創傷知情與跨系統整合，甚至造成兒少二度傷害，削弱對制度的信任。

整體而言，當教育、照顧與專業角色缺乏有效監督時，容易形成權力濫用與長期控制的環境，使兒少處於高度風險之中。

因此，兒少保護制度改革應從事後懲處轉向系統性重建，包括推動能力導向的性平教育、建立高風險場域安全治理規範、強化跨系統創傷知情處遇機制，以及建立權力監督與透明問責文化。唯有從「事件發生後處理」轉向「風險發生前預防」，才能真正降低兒少受害風險。

圖2：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淑芬指出，近年揭露超過十起的兒少集體性暴力案件，顯示「預防、保護、監督與處遇」四大機制的系統性失靈，使加害行為得以長期存在並造成集體傷害

當制度失靈八成案件靠家長告發

記者會上，培諾米達幼兒園案家長代表公開分享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。他表示，從得知孩子受害的那一刻起，震驚、憤怒、自責與恐懼接踵而來。性侵案件舉證本已困難，年幼的孩子又難以完整表達受害經過，讓求助過程更加煎熬。

「我曾掙扎過要不要站出來，擔心曝光會讓孩子受到二度傷害，也害怕影響孩子的未來。」他說：「我後來選擇站出來，是因為身為母親，我知道如果我不做些什麼，孩子鼓起勇氣求救的語言，會繼續被認為是說謊，如果不幸的有一天他們長大後想起幼兒園受害的情況時，會絕望的發現當時求救時，沒有任何一個大人或政府機關願意相信他們扛起責任、給予幫助。」

他也坦言，進入司法程序後才真正感受到這條路的艱辛，提告家長承受來自各方的壓力，孩子與家長被迫反覆陳述受害過程，傷口一再被撕開。「今天我站出來，不是為了博取同情，而是希望相關機關勇於承擔責任，而非持續迴避。地方政府、主管機關與社會正視兒童保護制度，不要再有孩子在本應安心的地方受到傷害。」

司法與制度缺口：從事前到事後，全面失守

兒少性創保護律師吳沂錚從司法實務角度，針對制度在三個階段的具體缺失提出分析。

事前：現行制度對家外照顧者與兒少工作者缺乏有效資格把關，兒童工作證制度的建立刻不容緩。依法負有強制通報責任的專業人員，往往迫於生計或人情壓力而不敢通報，使法定責任形同空文。台灣同時缺乏完善的吹哨者保護制度，致使知情者噤若寒蟬，悲劇一再重演、受害人數持續擴大。
事中：社政與教育機關在案件發生後相互推諉，即便監察院已提出糾正，地方政府仍未見積極改善，家長被迫奔走於國家賠償訴訟之中。司法與行政程序普遍難以落實《兒童權利公約》第12條兒童表意權，受害兒少心聲無法被適當傾聽。部分機關更以《兒少權法》第69條「保護隱私」為由封鎖監視器畫面等資訊，阻礙家長了解真相，加重司法負擔。
事後：可申請心理諮商、訴訟補助等資源的受創兒少，僅限於性侵害與家暴案件，大多數受虐家庭求助無門。台灣至今缺乏如歐洲Barnahus或美國兒童倡議中心（CAC）的跨領域整合一站式服務機構，及完善的司法詢問制度，導致證據收集困難，受害兒少與家長被迫反覆奔波於各機構之間，承受二度煎熬。

修法呼籲：兒少工作證制度不能留破口

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陳志遠指出，培諾米達案清楚呈現加害人如何利用工作機會與職務權威，長期對數十名幼童下手。類似以工作與權勢侵害兒少的模式，同樣出現在球隊、學校、營隊等案例中。人本長期推動建立兒少工作證制度，核心目的在於讓曾侵害兒少的加害人回歸社會後，無法再從事與兒少接觸的工作。陳志遠強調：「此類案件再犯率極高，再犯的風險絕對不該由孩子承擔。」

然而現行衛福部《兒少權法》草案中，「兒少工作者」管理範圍僅限於教育、照顧、訓練三類，休閒遊憩場所（運動館、遊樂園、營隊）、宗教場域（主日學、靈修課程）及其他兒少專業服務（畢業紀念冊拍攝、升學晤談等），均未被納入。上述場域同樣存在頻繁單獨接觸兒少的機會，在澳洲等國的制度中早已全數納管，台灣卻仍付之闕如。

在查核義務方面，現行草案僅規定雇主「得」要求查核，並非強制。這意味著只有在出事後，未查核的雇主才會被裁罰。陳志遠直指：「出事後才處罰，沒有任何預防效果。」全面進行兒少工作者安全查核，是國家責任，是政府透過制度才能做到的事。

人本教育基金會嚴正要求衛福部調整草案，提出兩項具體訴求：擴大納管範圍，將宗教、遊憩及其他兒少專業服務全數納入；強制雇主查核，將「得要求」修正為「應要求」，使事前查核成為法定義務。

林月琴委員：修法強化家長知情權，建立兒童工作證制度

立法委員林月琴指出，5月15日「全國兒童安全日」即將到來，然而近年接連爆發的兒少性侵案件，再次凸顯現行制度的重大漏洞。他以培諾米達案為例，強調最令人痛心的，不只是個別加害者的行為，而是第一起案件發生後，因資訊不透明、通報與調查機制失靈，導致更多孩子持續暴露於風險之中，悲劇持續擴大。

林月琴委員主張，家長應有權在第一時間知道孩子所在場域是否發生重大事件，已提出《兒少權法》及《幼照法》修法，強化家長知情權與調查透明機制。

在制度建構方面，他主張參考澳洲運行逾25年的兒童工作證制度，建立兒少工作者資格審查機制。考量台灣現行制度與實務差異，提出採分階段、分場域方式逐步推動，依風險程度、工作性質及接觸型態納入管理，優先強化高風險場域把關，從源頭預防具有性侵害、兒虐等不良紀錄者再次進入兒少工作環境。

林月琴委員強調：「孩子的安全不能只靠運氣，政府不能再讓制度黑箱成為傷害持續發生的破口。」

范雲委員：以兒少保護為核心，修法建立兒少工作證法源

立法委員范雲表示，母親節剛過，許多家長最大的心願就是孩子能安全、健康、快樂地長大。他強調，政府討論少子女化對策時，不能只著眼於補助與友善職場，「讓孩子安全長大」才是最基本的國家責任。

范雲委員指出，台灣在「隔絕有前案加害者接觸兒少」方面存在諸多漏洞，根本原因在於相關法制長期以「職業別」與「成人工作權」為出發點，缺乏以「兒少保護」為核心的整體制度設計。他警示，此次《兒少權法》大修若仍沿用過去零散分散的思維，恐怕仍是治標不治本。

為此，范雲委員宣示將於修法過程中提出「兒少工作證」相關條文，從兒少主體與兒少安全出發，建立明確法源，整合現有查核與管理系統，打造更透明、讓家長更安心的保護機制。他強調，此舉不只是為了保護兒少、解決現行法規散落各處的問題，更是針對各部會各行其政、行政資源重複耗費的困境，提出制度性的根本解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