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等了嗎？從法規制度到日常經驗──欣恩女孩性別培力課程（上）
當我們問「台灣性別平等了嗎？」這句話在不同人的生活中，可能有不一樣的答案。有人在制度上看見改變，也有人在日常經驗裡，仍然感受到性別期待與限制的存在。這些落差，正是性別議題需要持續被討論的原因。
為了支持資源有限的年輕女孩安穩就學，勵馨基金會設立「欣恩獎助學金」並規劃性別培力課程，讓學員在學習之外，也有機會接觸性別平權議題、培養公共參與能力。
在欣恩女孩性別培力課程中，我們透過講者分享與世界咖啡館的議題討論，引導學員思考：在不同的生活位置上，如何理解「性別不平等」這件事？
當我準備說出口，法律還能支持我嗎？兒少性侵案的追訴時效困境
勵馨基金會公民對話處處長郭育吟首先分享勵馨長期關注的議題，包括「兒少性侵案追訴權時效」與「兩小無猜去刑法化」。
郭育吟指出，許多性侵當事人無法在第一時間揭露創傷，原因往往來自權力關係與創傷歷程，「很多孩子其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只是覺得不對勁。」也有人因為加害者是熟人，而難以說出口。同時，創傷本身可能造成記憶壓抑，導致當事人往往在成年後，才逐漸理解當年的經驗，「不是不想說，而是過去還沒有能力去理解。」
這樣的創傷特性，使得現行制度中的「追訴期」成為關鍵問題。當當事人終於準備好面對過去時，卻可能已經超過法律時限。制度強調證據、效率與法律安定性，但這些原則，未必能回應兒少性侵案件的特殊性。
他提出更進一步的思考：追訴期的討論，不只是「要不要延長」或「要不要取消」的選擇題，而是涉及整體制度如何理解兒少性侵案件的特性。不僅包括追訴期的起算方式，也涉及證據法則、司法程序的友善程度，以及是否提供多元的回應路徑，例如修復式正義或安全保護機制。換言之，制度的目標，不只是讓案件能夠被起訴，而是讓不同處境的當事人，都有機會選擇適合自己的復原方式。
圖一：勵馨公民對話處處長郭育吟。
當青少年親密關係進入司法：兩小無猜去刑法化的制度反思
在「兩小無猜去刑法化」議題上，郭育吟處長從制度設計與實務落差切入，指出現行法律雖以保護未成年人的性自主為出發點，但在實際運作中，常將「彼此合意的青少年關係」一併納入刑事處理。
他提到，實務現場常見的情況，是年齡相近、正在交往的青少年，在合意情況下發生性行為，卻可能因此進入司法程序。實務上更有因家長介入，導致雙方「互為被告」的情形，讓原本屬於關係與教育層次的問題，被帶入司法體系處理。「這個行為會先被當作犯罪，再去討論要不要處罰」，導致青少年承受刑事標籤與程序壓力。
討論「是否要去刑法化」之所以困難，是因為青少年間的性行為也存在不同情境，包括明確的性暴力、雙方合意的交往關係，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「半推半就」模糊地帶。
因此討論的核心，不只在於是否除罪化，而是如何在「保護兒少」與「尊重身體自主權」之間取得平衡，包括是否設計年齡差條款、調整通報與處理機制，以及讓教育與輔導取代部分司法介入。若無法正視實務中的複雜情境，制度便難以真正回應青少年的處境。
圖二：學員分組討論性別議題。
年輕女孩如何行動？將性別經驗連結至公共參與
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楊姿潁分享，隨著參與公共議題的經驗累積，他逐漸觀察到性別在制度中的位置。在許多政策會議或倡議現場，女性比例仍然偏低，「現場可能只有我，或兩三個女性」，而這樣的組成，確實會影響討論的方向與優先順序。也因此，他在組織中嘗試透過培力與制度安排，讓更多女性能進入公共討論，讓不同性別的經驗不被忽略。
除了制度層面，他也將性別議題帶回日常生活中思考。在家庭裡，長輩常以「女生漂漂亮亮就好、不用拋頭露面」、「女生就應該負責家務」等語言持續形塑性別角色。他並沒有選擇正面反駁，而是透過對話回應，例如反問「為什麼阿公不用去洗碗？」用較輕鬆的方式鬆動既有想像。
姿潁說，性別不只是政策中的議題，也存在於日常互動與關係中，因此生活中的每一個溝通行動，都是在重新定義這個社會的可能性。
圖三：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楊姿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