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離開暴力之後 在庇護安置家園裡 看見受暴婦幼真正的難題

「以前大部分的家暴被害人，會忍到十年、二十年，等孩子長大後才離開；現在，大概五到七年，就願意出來求助了。」

在勵馨基金會林口服務中心，投入庇護安置工作超過二十年的李玉華副主任，長年陪伴許多受暴婦幼走過離開暴力、重建生活的歷程，也一路見證台灣社會對家庭暴力的理解，從「家務事」逐漸走向對暴力本質的正視與辨識。

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最新統計，114年全台家庭暴力通報數達13萬6,781件，較去年增加9,419件，創近五年新高。數字攀升的背後，一方面代表社會對家庭暴力的辨識能力提升，另一方面，也意味著越來越多人願意向外求助。

然而，當更多人願意離開暴力，新的困境也隨之浮現。

不是只有被打才叫家暴

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剛上路時，社會對家暴的理解仍十分有限。李玉華回憶，當年進入社區宣導時，甚至還有里長半開玩笑地問：「我這樣打一下太太，也算家暴嗎？」在許多人眼裡，夫妻衝突仍被視為「家務事」，暴力也常被合理化。

因此，過去進入勵馨庇護安置家園的婦女，多半已遭受嚴重肢體暴力，甚至被打到重傷、遭潑灑腐蝕性液體，或長期承受極端虐待，往往在忍耐多年後才下定決心離開。如今，情況已有不同。「現在很多女性，對精神暴力、羞辱、控制、貶低，比以前更有感覺，也更能意識到，這是不對的。」李玉華說。

從警政署的統計上也能看出變化。除了「一般傷害」仍為家暴案件最大宗外，「恐嚇」、「妨害自由」等案件數量也持續增加。2023年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第七次修法，更進一步將性影像侵害、同性伴侶、未同居親密關係等納入保護範圍，擴大對情感暴力與數位暴力的防護網。

從勵馨的服務中也觀察到，近年許多親密關係被害人面對的不只是肢體暴力，而是更隱蔽、更難蒐證的控制。例如伴侶以私密影像作為離開關係時的威脅工具，或透過經濟控制、言語羞辱、長期貶低，讓被害人逐漸失去自信與自主能力。

過去法官審理離婚或家庭暴力案件時，往往需要認定關係是否已達「不堪同居之虐待」的程度，實務上也因此逐漸形成以明顯外傷、驗傷單等作為重要判斷依據的傾向。

「以前驗傷單很容易就有三張，現在反而常常沒有明顯外傷。」李玉華指出，隨著暴力型態轉向精神控制、羞辱與數位脅迫等較難留下證據的形式，許多被害人無論在申請保護令或進入司法程序時，舉證也就更加困難。

求助的人變了 庇護需求也跟著轉變

值得注意的是，家暴通報案件雖逐年增加，實際進入庇護安置家園的人數，反而呈現下降趨勢。

林口服務中心觀察，現在不少受暴婦女會先尋求親友協助、入住旅館或自行租屋，而不是直接進入庇護安置家園。原因之一，是現代人對「共同生活空間」的接受度降低。「很多人會擔心庇護所像監獄、不能自由進出，甚至不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。」李玉華分享，許多婦女其實從未真正了解庇護資源，甚至是遭遇暴力後，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有庇護所的存在。

因此，真正進入庇護體系的，往往是資源相對不足、風險較高的婦女，他們可能沒有地方可去、沒有穩定收入，也沒有能支持自己的家庭網絡。

另一個明顯改變，是隨行孩子的需求。過去許多受暴婦女在孩子成年後才選擇離開；如今婦女更早求助，意味著更多孩子在年幼時便跟著母親進入庇護體系。勵馨近年服務統計顯示，高達83%的隨行孩子為12歲以下，涵蓋學齡前與國小階段。也因此，庇護現場需要面對的，不只是婦女的人身安全，更包含兒少照顧、就學銜接、情緒支持與親子生活重建等多重需求。

離開暴力後 仍走不出生活困境 

在庇護安置服務現場，李玉華認為，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，已不只是「如何離開暴力」，而是「離開之後，怎麼活下來」。他坦言，台灣在前端的人身安全與緊急保護資源上已逐漸建立制度，但後端的生活重建卻仍有巨大缺口。「很多婦女離開暴力之後，就直接掉進貧窮裡。」

住房問題，幾乎是帶著孩子離家的婦女最沉重的壓力來源。目前受暴婦女雖可申請社會住宅，但社宅數量長期不足，等待時間往往長達五年。許多人離開庇護所後，只能先回到租屋市場。然而在雙北地區，單親育兒即使每月有三萬元收入，同時負擔房租與養育孩子仍十分艱難。

「因為他不是每天打人，至少回去還有一個家。」李玉華說，這是許多婦女在不得已返回關係時，無奈說出的話。

因此，勵馨長期倡議「不中斷居住資源」的重要性，希望從緊急庇護、中繼住宅到社會住宅，能形成完整銜接。目前林口中繼住宅可提供婦女居住兩年，但由於社宅等待期拉長，許多人離開中繼住宅後，仍得回到高租金市場中苦撐。

住房問題也牽動更多制度困境。尚未完成離婚的婦女，常因法律上仍被認定與配偶同戶，而無法申請低收入戶資格；沒有穩定戶籍，也可能影響孩子就學與福利申請。

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幾次修正，在定義上確實持續擴充，但真正的問題是：離開暴力後，生活怎麼重建？」

在庇護安置家園 重新學習相信自己

在勵馨，庇護安置家園並不只是短暫安身之處。婦女剛入住時，多半仍處於高度混亂與恐懼中，需要同時面對是否申請保護令、孩子是否轉學、是否離婚、如何工作、住哪裡等一連串重大決定。社工除了協助法律與生活安排，也透過團體課程與陪伴，讓婦女逐漸重建自信。「很多人剛來的時候，完全沒有信心，」李玉華說，「但經過一段時間後，他會開始覺得，自己其實是有能力重新生活的。」

孩子，也是庇護安置服務的重要工作對象。許多孩子長期目睹暴力，出現情緒、人際與身心發展困難，有些需要早療，有些則面臨轉學、失去朋友、被迫適應新生活的壓力。甚至，有些孩子對施暴者仍懷有深刻的情感依附。「孩子知道爸爸會打媽媽，但爸爸也曾經陪他玩、帶他出去。」李玉華觀察到，孩子往往同時承受著愛與恐懼，這些情緒都需要長時間修復。

真正的庇護 不只是離開暴力

談到未來最需要補上的缺口，李玉華認為，台灣仍需要更多「陪伴被害人走完後半段」的制度。除了家暴發生後的緊急介入，更需要前端的關係教育、家庭支持與衝突協談資源；後端則必須建立更完整的生活重建系統，涵蓋居住、就業、經濟支持與兒少照顧。

「我們常說，保護令、緊急庇護，只是過河的第一塊石頭。」他引用社會學者劉淑瓊教授的比喻，「可是後面的第二塊、第三塊石頭在哪裡？如果沒有接起來，被害人還是過不了河。」

勵馨多年來建構完整的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服務體系，陪伴被害人一步一步渡過那條湍急的河流，直到他們能夠站穩、獨立前行。然而，這一路上僅靠民間資源遠遠不夠，唯有政府建立更完整的居住銜接、經濟支持與兒少照顧制度，才能讓每一個願意離開暴力的人，真正有地方落腳、有力量重建新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