蒲公英飛揚計畫：勵馨性創傷復原與防治服務，接住黑暗中伸出的那隻手

根據衛福部統計，台灣2024年共有9,230起性侵害通報案件，平均每天超過25人次的通報案量，正訴說著每位被害人被迫面對恐懼、羞恥與極度的無力感。然而，在龐大的數字背後，每一起事件都不只是「案件」，而是一個人生命中的斷裂，是一段關係的崩塌，也是整個社會必須面對的集體創傷。更重要的是，性侵通報絕不是故事的結束，這往往是被害人復原旅程的開始。創傷在事件落幕之後依然存在，牽動著心理層面、人際關係及親密關係，它隱藏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，使得被害人在孤立與不理解之間長期掙扎。

小雅（化名）是一名大學生，長期陷入情緒低落、焦慮與失眠，因此被學校輔導室注意。幾次會談後，他終於打開沉默，揭露了壓在心中多年的秘密。從幼稚園大班到國中，他曾遭表哥性侵多年，當時年幼的他不知道該如何向母親訴說，只能用瘋狂的哭鬧來抗拒前往表哥家。然而，即使他哭到整張臉發紫，這樣的反抗不僅沒有換來母親的關心，反而被視為無理取鬧。自此，小雅認定母親不會站在自己這邊，也逐漸放棄了向外求助的念頭。

多年來，這個秘密如同巨石般沉重，壓在他的心頭，也讓他與母親的關係逐漸疏離，到了國高中階段，開始了解到這個讓他痛苦的秘密，原來就是遭受到了性侵害，更是對當年母親未能接住他而感到氣憤不已。直到小雅被轉介到勵馨基金會，社工前往學校和小雅會談前，他仍不確定自己是否會被相信，也不知道是否有人能陪他走過這條漫長而艱難的復原之路。對小雅而言，每一次說出心裡的秘密，都像是要再度踏入恐懼的深淵般，令他萬分痛苦。

這件事牽扯到親屬間的兩個家庭，當小雅的母親得知後，雖然震驚，但一開始還是傾向息事寧人，想把事情壓下去。這讓小雅對母親更難以諒解，母女之間的關係一度降到冰點。社工介入後，耐心地向母親說明「重要他人」在復原過程中的角色，並同時安排母女一起進行諮商與溝通。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與陪伴，母親最終同意提告，並且開始真正站在小雅這邊。雖然這也讓母親與其他手足的關係出現裂痕，但母女關係開始慢慢修復，小雅的情緒和生活狀態也出現了穩定向前的轉折。

 

在小雅的故事裡，社工首先和母親進行個別會談，幫助他理解女兒多年沉默背後的原因與心理狀態。當母親逐漸理解孩子的創傷，並願意站在支持的位置時，女兒的復原之路才真正啟動。這樣的轉變，也正是勵馨多年服務經驗中最明顯的觀察，重要他人的理解與陪伴，是性創傷復原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。

正是為了接住這些未被看見的痛楚，以及陪伴被害人及其重要他人走過漫漫復原路，勵馨基金會在1994年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專為性侵被害人設立的心理諮商機構「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」。歷經30年發展，逐漸成為全台最完整的性創傷支持體系之一，從通報、社工服務、心理諮商到家庭支持與教育倡議，串起性暴力被害人復原路上的每一步。

從危機到支持 性侵害服務的陪伴與支持

在勵馨，社工對性侵害的協助，多半是從「通報」開始。李沂珈督導說：「大多數案件進到我們這裡，是因為被害人已經報警、驗傷，或打了 113 尋求幫助。家防中心完成責任通報後，才會正式指派社工介入。」

性侵害事件發生後，被害人面臨的挑戰，不只是身體上的傷害，更有心理、社會與法律交織的壓力。對成年被害人而言，第一反應常常是自責和疑惑：「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？」「是不是我不夠小心？」「是不是我不該……？」社會上還時常出現「為什麼別人不會，只有你會？」這樣的質疑，讓許多被害人選擇閉口不言。一句無心的評論，就可能關上求助的門，讓他們不敢向家人、朋友，甚至司法單位求救。

因此，社工在接獲案件後，首要任務是危機介入與陪伴。社工會陪伴當事人穩定情緒、傾聽混亂與恐懼，並即時評估是否仍有安全風險，幫助他度過最動盪的時刻。隨著事件進入後續階段，社工還會協助被害人理解陌生而複雜的司法程序，提供法律諮詢，確保在報案、偵查與審理過程中，他們的權益不被忽略。

同時，社工會依照個別狀況，與被害人討論並擬定人身安全計畫，針對可能的威脅規劃生活安全措施，讓他們在日常中逐步找回安全感。當被害人準備好，也願意的情況下，社工會邀請家人、伴侶或其他信任的人參與服務，透過溝通與陪伴，幫助身邊的人理解創傷、學會支持，讓復原不再只能靠個人孤軍奮戰。

李督導說：「對成年被害人而言，他們可以決定誰能知道、誰能陪伴、誰能參與。我們能做的，就是讓他知道，他不是一個人，他沒有錯，他值得被相信、被支持。」

兒少被害人的情況稍有不同。父母通常會在第一時間得知消息，情緒可能是驚慌、錯愕、甚至憤怒，伴隨而來的是無力與自責。有時慌亂之下，家長會說出：「為什麼當時不說？」「不要亂講！」這些話雖無惡意，卻可能讓孩子害怕或懷疑自己。

家長做為「重要他人」，第一步就是先冷靜下來，告訴孩子：「這不是你的錯，我會陪著你，一起走過這段經歷。」孩子在感受到大人的接納與安撫後，才可能完整說出事情經過。再者，陪伴復原是一條漫長路，孩子可能反覆出現做惡夢、身體疼痛、拒絕上學，甚至退化行為如尿床、大哭大鬧。家長與重要他人需要保持敏銳，和孩子和緩溝通，必要時帶孩子就醫或諮商。

勵馨在台北、桃園、新竹、彰化、南投、雲林、台南、高雄、宜蘭、花蓮等十個縣市推動「性侵害被害人支持服務」，每年服務超過 1,000 位，建立一個從司法到生活的完整安全網。在2024年，共服務 1,331 位性暴力受害者，進行 38,839 人次的陪伴與協助，從司法程序到日常生活，全程守護與支持。

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的心理復原工作

如果說社工是被害人走入復原的橋樑，那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則是那條路上持續的陪伴者。進入蒲公英的每一位性暴力被害人，都在尋找安全與理解。顏莉璟督導說：「我們的服務對象來源多元，有些人是主動打電話求助，有些是重要他人代為求助，也有些是由社工轉介。因為有社工前期的陪伴，被害人對勵馨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產生信任，才願意踏入心理復原的過程。」

在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的實務經驗裡，成年與兒少被害人的需求，常常呈現出很不一樣的樣貌。多數成年被害人走進諮商室時，已經清楚感覺到創傷正在影響自己的生活，它使得關係變得緊繃、情緒失控，甚至連「我是誰」都開始動搖。他們來到這裡，往往帶著一個很清楚的期待，想弄明白傷痛從哪裡來，也想知道，自己還能不能把人生慢慢拉回來。

兒少被害人的情況則截然不同。對他們來說，性、身體界限與人際互動本來就還在摸索中，很多人甚至說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。創傷於是被藏在沉默裡，沒有被說出口，卻不斷以其他方式出現，可能是行為突然改變，可能是情緒起伏劇烈，也可能是在學校或家庭裡，反覆出現讓大人難以理解的反應。這些看似「問題行為」的背後，往往都是尚未被好好接住的傷。

心理復原不只是個人的歷程，也深深牽動著身邊重要他人的理解與回應。蒲公英因此發展「重要他人」服務，協助家人、伴侶或親近的朋友理解創傷反應，學習如何以不責怪、不催促的方式陪伴被害人。顏莉璟指出，當被害人在諮商過程中選擇與重要他人對話，往往成為關係修復與重建的重要起點。在這些時刻，被理解、被接住所帶來的力量，常常比任何心理技巧都來得深刻。

創傷的痛苦，有時根本無法用言語說清楚。為了回應這樣的需求，蒲公英提供了各種非語言治療方式，包括沙遊、戲劇、舞蹈、繪畫、卡牌以及書寫等。這些方式讓被害人在安全、被尊重的空間中，透過身體或創作重新連結自己的情緒和經驗。在蒲公英，除了個別諮商，還有團體諮商的安排，在這些過程中，被害人不需要急著把發生的事情說出口，他們一步步地重新感受自己的身體，學習照顧自己，也慢慢找回「我現在是安全的」這份感覺。

顏莉璟提醒，創傷並不會隨時間自然消失，許多被害人往往在多年後才意識到，童年經驗仍深刻影響當下的生活。創傷會在不同時刻以各種形式回來：某個熟悉的氣味、一個空間、一段聲音，甚至是一則新聞事件，都可能成為觸發記憶的開關。諮商的任務，就是在這些時刻，陪伴他們逐步整理與整合記憶，重建對他人、對界限，也對自身的信任與安全感。

「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」在2024年，共計服務285人，提供了 4,843 次諮商服務。在這裡性暴力被害人被接住、被理解，30年間累計已服務超過10萬人次。

蒲公英飛揚計畫 從心理療癒到社會倡議

「蒲公英飛揚計畫」除了「性暴力防治服務」及「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」外，亦包含教育宣導與修法倡議。勵馨積極培力專業工作者、推動社會理解性暴力議題，讓性暴力被害人復原之路不僅是個人的，也能得到社會的支持。

透過「蒲公英飛揚計畫」，社工與諮商師可以密切合作，整合司法、醫療、經濟與心理支持，為被害人建立完整安全網。透過長期、耐心、溫柔的陪伴，幫助他們在不同生命階段都能獲得支持，逐步走向自主與重建生活的能力。

性創傷不會隨著時間自動痊癒，它需要被理解、被支持，也需要被社會接住。在復原的路上，社工是第一時間在旁守護的人；諮商師是陪著他一步步穿越黑暗的同行者；重要他人則是他重新相信世界的理由。而「蒲公英飛揚計畫」，就像一張永不鬆手的安全網。在最黑暗的時刻，握住被害人的手，讓他知道，他不是一個人，他值得被相信，他可以走向復原。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，都願意理解、願意支持、願意同行，這份力量，就會成為他們復原路上最重要的後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