親密關係中的跟蹤騷擾，有多難說出口？從親暴服務出發，看見跟騷受害人的難處

《跟蹤騷擾防制法》（下稱《跟騷法》）自2022年6月1日施行至今已滿三年，是台灣性別暴力防治的重要里程碑，首度明確界定「跟蹤騷擾行為」並將其入罪，期望透過法律的明確規範，對個人的身心安全、行動自由、生活品質、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等面向，提供更具體而周延的保護。

?家暴與跟騷交疊的現象?

《跟騷法》的架構涵蓋行政權責分工、跨機關協作、保護令制度與刑事程序，與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（下稱《家暴法》）的設計相似。根據內政部日前在立法院的報告指出，截至今年4月30日止，全國警察機關共受理8,488件跟蹤騷擾案件，其中約38.25%為發生在家暴脈絡中的跟騷案件。同時在數據中顯示，多數行為人在接獲警方開立的書面告誡後會停止行為，僅有不到一成再度違規，違反保護令的案件更低於5%。這些數據反映出《跟騷法》初步具備嚇阻效果，來自司法與警方的正式介入，對多數行為人仍具有一定威懾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，在受理的跟騷案件中，約有近四成的當事人雙方屬於《家暴法》所定義的家庭成員範疇，例如前配偶、同居人或親密關係中的伴侶等。當這類案件的當事人具有家庭成員關係時，若被害人聲請保護令，依據《跟騷法》第24條之規定，該案件將轉由《家暴法》相關規範進行後續處理。

第一線觀察：跟騷樣態與蒐證困難

勵馨在全台設有駐點法院的「家暴事件服務處」與「家事服務中心」，提供司法陪伴、法律諮詢與心理支持，協助「開庭前的證據整理」、「司法程序說明」及「陪同出庭」等服務。從這些第一線服務中，我們也觀察到跟騷案件往往伴隨著其他暴力形式，並常與《家暴法》規範的家庭成員衝突重疊。其中常見的跟騷行為可分為「通訊騷擾」和「實體騷擾」。

在「通訊騷擾」的案例中，曾有一名被害人遇到一天內密集傳送數百則簡訊，每則訊息僅有數字、符號或簡短字句，卻持續數週的騷擾。隨後對方又以高頻率撥打電話，包括在上班時間、深夜甚至在被害人拒接時改撥公司客服電話，加總不到半個月竟累積超過400通來電，並以不顯示來電號碼增加辨識與蒐證難度。

在此情況下，社工需協助被害人逐一截圖呈現騷擾內容，並整理訊息與通話紀錄，按照時間軸進行比對、濃縮、分類、建立證據鏈。這類案件的證據處理常需耗費6小時以上，對於原已承受騷擾壓力的被害人而言，這是極大的身心負荷，被害人也常會因此感到疲憊、無力而選擇放棄。此時社工的陪伴，不僅是在行政業務上的協助，更是情感與心理上的支撐，協助被害人撐過這段高壓過程，讓他們在司法體系中不再孤軍奮戰。

而在「實體騷擾」的案例中，曾有一位被害人，在與前伴侶分手後，遭對方不斷以他的名字訂購大量外送餐點，並刻意選擇需要親送、可貨到付款的店家。面對一波波上門的餐點與外送員，被害人既無力拒收，又因此背負龐大壓力，身心飽受困擾。後續在社工協助下，被害人整理並備齊相關證據向警方報案，同時搬離原住所，切斷所有聯繫方式。最終，加害人在收到警方開立的「書面告誡」後，才終止了這些騷擾行為。

也曾有家暴服務對象多次遭冒名誣報自殺，導致警方與消防人員頻繁聯繫、甚至上門查看，讓被害人精神壓力極大，也使他在社區中感到難以立足。更甚者，曾有加害人盜用被害人的名字、頭像、電話、住址等個資，在網路上設立帳號並公開個資發布不實資訊，聲稱提供性服務並招攬顧客。這不只重創被害人的名譽與生活安全，也涉及個資外洩與數位性別暴力，符合《跟騷法》所禁止的行為樣態。

另外，也有以寄送物品來進行騷擾的行為，一對曾經同居後分手的伴侶，在被害人要求拿回自己的物品時，加害人拒絕讓其親自來取回，但卻每天以歸還物品為由，一點一點的寄送包裹，包裹上還寫有辱罵或羞辱性的字眼，讓被害人非常困擾。被害人雖有報警，但卻因對方聲稱是歸還物品而讓案情複雜化，也讓警方在處理案件上的難度提高。

還有加害人會在不甘分手或找不到人的情況下，便以尾隨跟監的方式到被害人住處或公司附近守候、跟蹤，迫使被害人必須調整上下班時間，甚至不敢從大門進出，或是不敢到公司上班，嚴重影響到工作和生活。

其中最讓我們印象深刻的，是一個涉及家暴保護令的案件，一對交往中的情侶，原本相處情況一切正常，但卻在兩人交往2個月後，逐漸浮現出對女友極端的控制行為，不但要求手機24小時開啟FaceTime視訊，隨時監控女友行蹤、與人互動的情況，還會監聽其通話內容，每天一下班回家就會被檢查手機訊息，並要求刪除異性聯絡方式、不准與異性互動，這個案例不單是觸犯跟騷，還涉及了其他家暴行為，後續在社工的協助下，拿到了保護令，但因其他案件的法律程序還在進行中，因此加害人仍有可能出現在被害人的生活中，對其造成影響。

「親密關係中的跟騷」：最難說出口的傷害

這些案例讓我們看見，儘管法律制度已開始運作，現實中的被害人仍需面對重重關卡與心理焦慮。當跟騷行為發生於「親密關係」中的情況時，相較於陌生人之間的騷擾，這類案件更加隱匿、複雜，甚至難以被他人理解或相信，被害人往往不敢輕易報警，擔心被貼上「小題大作」的標籤，甚至遭到親友質疑「是不是自己沒說清楚」的態度。

由於加害人可能是前伴侶、同居人，甚至是曾經共同育有孩子的家長，這層關係使得被害人在求助時面臨更高的心理與社會阻力，這種心理壓力讓他們在報案、蒐證、聲請保護令的過程中承受極大的孤立與痛苦。他們所承受的心理負擔，往往遠不止於跟騷行為本身的干擾，更來自持續不斷的恐懼、焦慮與無力感。

心理陰影與證據斷裂的惡性循環

許多被害人對手機震動或來電聲響產生條件反射般的恐懼，即使只是普通的訊息或來電，也可能引發強烈的不安。這種長期處於戒備與緊張狀態的經驗，使他們不敢輕易封鎖或拒絕加害者，深怕一旦中斷聯繫，會激怒對方，引發更強烈甚至更危險的報復行為。

與此同時，證據蒐集也成為被害人面臨的另一道難關。面對大量來電與訊息，往往難以逐一保存，被害人還需向任職公司及人事單位說明調閱通聯紀錄的原因，並處理相關調閱手續，過程既繁瑣又尷尬。此外，許多被害人在情緒激動或身心疲憊之下，可能會選擇封鎖或刪除訊息，以暫時脫離騷擾情境，然而這樣的做法卻可能導致日後缺乏可用證據，陷入自我防衛與法律程序之間的矛盾。

即便能意識到證據的重要性，實際操作上仍充滿挑戰。被害人往往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與心力進行截圖、分類與排版，甚至還要整理時間軸以對應事件脈絡，這不僅繁瑣費時，也讓同時需兼顧工作、家庭或法律程序的被害人倍感壓力。在長期的疲憊與倦怠下，有些人最終選擇放棄蒐證，進而錯失法律保護的契機。

更令人擔憂的是，那種深層的無力感往往悄悄蔓延至生活各處。當加害人的騷擾行為持續不斷，被害人可能會選擇減少外出、避免與朋友聯絡，甚至主動退出社群平台，以降低自身被發現的風險。他們開始限制自己的行動自由，逐漸在社會上「隱形」，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做錯了什麼，引發自責與羞愧感。

因此，當我們身邊有人正遭遇親密關係中的跟蹤騷擾時，除了同理與關懷，更實際的支持來自於具體行動。首先，協助整理證據是許多被害人最迫切的需求之一。面對龐雜的來電紀錄、訊息截圖與對話內容，被害人常在心理壓力與生活重擔下難以獨自應對。若有人能從旁協助，協調證據保存與整理工作，將能大幅減輕他們的負擔，並提高聲請保護令或提起訴訟的可能性。

此外，職場支持也扮演著關鍵角色。友善的雇主不僅能提供通聯紀錄或協助蒐證，若公司電話有來電語音轉文字的功能，亦能進一步協助被害人蒐集有效資訊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保護令聲請期間，若能允許被害人居家辦公或調整工時，不僅能保護其安全，也讓工作不中斷。然而，若雇主缺乏理解與支持，將使被害人承受二次傷害，加深被害人處境的孤立與無助。

最後，心理上的陪伴與鼓勵，也是不可或缺的支撐。讓被害人知道，他們不是一個人在面對困境，是重建信任與安全感的第一步。透過穩定的支持系統、朋友或團體的陪伴，以及提醒他們社會上有可援助的資源，都能幫助被害人跨出求助的那一步，逐步回到原本的生活模式。

現行《跟騷法》的斷點與修法建議

若跟騷行為涉及親密關係，警方通常可同時啟動《家暴法》的保護令與《跟騷法》的書面告誡。但若不符合家暴成員定義，就只能依《跟騷法》處理，但現行制度書面告誡需為保護令聲請的前提，且兩年內須再犯才可聲請保護令，產生保護令核發前的空窗期漏洞，嚴重影響人身安全

更甚者，書面告誡屬行政處分，雖具威嚇力，卻無強制拘束效力，使被害人的安全難有保障。建議《跟騷法》修法方向：

1. 刪除《跟騷法》中性別要件限制：

《跟騷法》以「性或性別」作為要件，恐怕會讓許多被害人被排除在保護之外。因為不論加害者的動機是否與性或性別相關，跟蹤騷擾的本質就是對他人安全與自由的侵害。因此我們呼籲，應該要排除現行的性與性別要件限制，以排除條款補位，確保所有被害人都不會被遺漏。

2. 明定書面告誡之時限與違反處置：

例如規範在72小時內需核發書面告誡，以免警察機關受理案件後卻遲遲未核發書面告誡，無法即時達到嚇阻之效；同時應規定行為人違反書面告誡時會受到哪些處置，才能有效嚇阻行為人，達到書面告誡核發的立意。

3. 增設「緊急保護令機制」：

目前《跟騷法》在保護令的聲請與核發流程上，仍然存在繁瑣、耗時等問題，許多被害人在聲請過程中苦等數週，甚至遭遇二度傷害。建議比照《家暴法》，增設「緊急跟騷保護令」機制，爭取即時保護。我們也呼籲應該要修正現行制度：不應以書面告誡作為聲請保護令的必要前提。因為，這樣的設計，不僅讓行為人有機可趁，也使被害人承擔過多的等待風險。

4. 保障跟騷被害人獲得法定服務的權利：

跟騷案件中的被害人，無論是否涉及家暴，皆應能獲得心理諮商、陪同偵訊及法律諮詢等協助。

《跟騷法》的設立固然是一大進步，但從實務現場觀察可見，若不進一步修正制度設計，針對多元關係與脈絡中的被害人提供更全面的保護，仍將有許多聲音無法被聽見、許多痛苦無法被承接。當我們關注跟騷行為時，不應只關注其「違法性」，更應看到其對個人造成的心理創傷與社會隔離的可能風險。唯有整合法律、社會支持與心理照護，我們才能真正建立一個對暴力零容忍、對被害人友善的社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