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主題報導】家,該是什麼樣子?

家,該是什麼樣子?

家暴防治服務的最後一里路:從家園起身,走向自立

口述/小真(個案化名)、賴禹欣(勵馨婦女自立方案社工)

採訪、編撰/吳頌琳(公民對話部媒體專員)

 

在台灣一個小村落裡,太陽把柏油路曬得發燙,一位老嫗蹣跚步出家門,尋找那條連接二樓臥房的竹籃。她把一條新鮮的魚──今天剛從市場回來的,放進竹籃裡,並對著二樓的姪媳喊了聲。二樓窗子打開,老嫗瞇著眼看竹籃緩緩上升,繩子另一頭的竹籃緩緩下降,她點了點竹籃裡的錢,點點頭,又緩緩走回屋內陰影處。

二樓,小真收下魚,散亂的頭髮下有著一雙幽暗而冷靜的瞳孔。

 

遠離家鄉,家內風暴無處可逃

這是小真從廣東嫁來台灣的第八年。嫁來第三天,先生就明言警告「當我想跟你講話,你才能跟我講話,我不想講話,你別來找我講話。」並沒收了她的手機,「以免妳到外頭偷男人」。在家,小真得照顧無法自理生活的公公,以及九十幾歲的阿嬤;在外,小真一直跟著先生賣菜,直到生了兩個孩子後,才改在附近的學校廚房兼差。六年後,先生換了新手機,小真才能使用先生的舊手機,在網路上認識了一群「同鄉會」的老鄉,也終於有人察覺到她家中潛藏的風暴。

 

二樓沒有廚房,小真撐著自製腳架起身,把魚丟到電磁爐中。肉香與腥味充滿房間,再配一碗飯,這就是她今天的午餐。

這樣的生活已經兩個月了。

幾個月前,先生不再去工作,時不時就跟她要錢,半夜還會突然猛捶牆壁。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吞藥,傳訊息告訴親朋好友他要自殺。這種狀況連續了好幾次,小真告訴先生,看在孩子的份上不能再這樣,否則她要離婚。

先生說:「那我就帶孩子去死。」

 

怎麼辦……?

精神恍惚下,小真出了嚴重的車禍,骨盆的位置斷了四根骨頭。晚上先生來醫院看她,不顧她臉腫脹得不行、半身動彈不得,只讓她打了止痛針就帶回家。倒是她的老鄉,不辭辛苦的跑去國術館包藥給她敷。

先生態度變了,每天,都積極的提離婚。

「你要不要原諒我(自殺)?你不原諒我,我們離婚,小孩子我也不給你,我把小孩子藏起來。」

小真只能說:「我們先沉澱一下,我受傷了,等我好了再討論好不好?」

小真倒下,一家老小失去照料,她自己的三餐也沒有著落。先生彷彿訕笑她一樣,不時對她說:「你求我,我就幫你包個便當上來。」小真心想:「我餓死也不求。」一開始老鄉會冒險偷偷送便當過,之後不敢過來後,一樓行動不便的二姑媽,偶爾會用竹籃傳些食物給她吃。

老鄉曾經幫小真打過113,但因為當時小真還不確定該怎麼辦,社工也只能透過電話關心小真,並告訴她「可以先想辦法用手機蒐集先生施暴的證據」。

度日如年,傷好得慢,又時刻擔心孩子被先生帶走。小真求遍了先生的親朋好友「帶他去看醫生」,但只得到這樣的回應:「他要帶孩子去死就去死,孩子是他的,你要跟他離婚了,不關你的事。」

 

這天,先生如往常一樣的提離婚,但一切失控了。他站起身,「我們現在就去戶政所離婚!」他丟掉小真的證件、摔爛手機,拖拉她到一樓門口。大姑媽見狀,想護住小真反被推倒在地。小真請求鄰居們報警,卻無人敢動,她咬牙,一拐一拐的走到巷子口的派出所──

直到那時,家暴防治系統才接住這個脆弱的女人。

 

社工把小真安置在附近的旅館,陪小真回家拿回被丟掉的證件,去幼兒園接孩子一起到旅館躲起來。兩週後,社工告訴小真,她最好儘速有下一步的打算。小真慌起來,她賺的錢幾乎都在先生那裡,況且在台灣,她也只認識先生家所在的小村莊。

接下來,該去哪?

 

漫漫自立之路:找學校、找工作、跑訴訟

距離小真住所約五十公里遠,大馬路旁的舊大樓內,社工們的交談聲幾乎淹沒了整個辦公室。小欣掛上電話,她今天要與一位從家防中心轉來的個案會談,評估是否能安排她住進勵馨承辦的「婦女自立家園」。

這個縣市目前只有一間位在都市區的庇護所。一般供緊急避難的安置服務,居住時間上限為三個月,但僧多粥少,實際上婦女們可能在兩週到一個月時,就需要準備開始思考下一步──無論選擇「返家」,或者決定「自立」。

對於想自立的婦女來說,需要處理的絕不只有於身、心上的創傷而已。新工作、孩子的新學校、以及漫長的離婚訴訟──以及別忘了,克服要命的「城鄉差距」。對小真這樣的偏鄉婦女來說,移住到都市區,舉凡孩子生病要去哪看醫生、公車怎麼搭、怎麼去銀行開戶……等,城市人不需耗費一秒煩惱的事,對她們而言都得從新學起。她們是被「連根拔起」的。

勵馨看見需求,便與家防中心合作,例如將空出來的公寓改建,派人管理、經營,成立所謂的「家園」。住的時間依不同家園規定,約落在一至兩年,「陪她們多走一里路」勵馨如此形容。這邊雅房行情大約要四五千,而這個家園的房租含水電是一千元,因此入住率總是相當高。

 

自立之路漫長不易,但關鍵在於當事人「心」準備好了沒。小欣深知這個道理。服務遭受家暴的婦女們五年多來,小欣看過許多不確定要不要改變生活、放不下原本的婚姻家庭、或者憂鬱得整天待在房間裡的婦女,當小欣還是菜鳥時,也常常受到影響而沮喪的一整天做不了事。

「她準備好了。」當小欣見到小真第一眼,就知道這件事。瘦弱的身軀、清晰的描述能力、果斷的行為作風。小欣盤算了一下,聲請保護令、離婚、傷害罪、車禍官司,小真今年會很忙。所以第一步,就是把孩子送到幼兒園。

幼兒園要價不斐,小欣開始著手申請補助,沒想到不久後,小真傳來了捷報:她那位老鄉,找到一間願意「免費」的幼兒園,小欣忍不住歡呼:太幸運了!

小真能力很好,問題在於她的傷還沒康復。小欣安排她到勵馨的物資中心兼差,做些輕量級的工作,比如分類與清潔民眾捐贈給勵馨的物資。物資中心的人紛紛稱讚小真細心能幹,小真也成功的轉為正職。

生活的齒輪重新轉動了,某日小真卻突然來找小欣,給她看一則訊息:先生手拿一瓶鹽酸,告訴小真,再不回家,他就立刻喝下這瓶鹽酸。

小欣冷靜的分析給小真聽:「小真,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任何一個人對自己生命的決定。但記得,你當初之所以離開家,就是因為你跟孩子受到他的傷害與威脅。如果你真的很擔心他的安全,我們可以請警察打電話關心他。」

小真相信小欣,便請警察打電話關切,不久後警察回電告知,先生很安全,沒有怎麼樣。

「你現在身上有保護令,先生這樣做等於是違反了保護令,我們可以告他。」小欣說。

離婚訴訟是長跑,言辭辯論前會先有調解,法官判決後還可以再提上訴,長一點的訴訟甚至可能拖到四五年之久。家內暴力可以非常隱微又致命,到底該如何具體呈現在庭上?小欣思考著,小真先生違反保護令的行為雖然讓她很痛苦,但或許也能藉此讓法官理解這個家庭的狀況。

小真告訴小欣,她過去曾用手機錄下先生恐嚇她的話,但那手機已被先生摔爛了。小欣想起那些目睹小真遭遇的親戚們,她教小真打電話給他們,問他們記不記得她被拖出門的那天,發生的每一件事?親戚們當時雖沒有勇氣站出來,此刻卻都在電話那頭承認了,小真用另支手機錄下了這些自白。聽見小真回報的消息後,小欣露出笑容,勝利不遠了。

 

在新的家裡,要有真正的家人

在判決離婚後,小真的生活平靜了下來。白天工作,下班後帶孩子去吃點粥,讓兩個男孩在附近的籃球場打球,累了後再回家園洗澡睡覺;有時下班晚了,幼兒園老闆還會先載孩子到免費的安親班讀書。假日去找老鄉聊聊天,或者來勵馨參加心靈成長的課程。

「不開心的話,倒垃圾時順便去散個步,不用那麼快回來,孩子我幫你顧。」

住在同一戶、另個雅房的阿悌,總是這樣告訴小真。阿悌大她二十多歲,也是過來人,只是沒帶孩子,孤零零的一個,且再沒過幾個月就要搬離家園。小真親暱的稱呼她為「阿姨」,她們倆常一起下廚,也會一起討論「家園會議」要準備什麼樣的菜色。

所謂的「家園會議」,就是所有人,包含住戶、勵馨的工作人員們齊聚一堂,解決全天下的家人都會遇到的疑難雜症──冰箱太滿、水槽太髒、誰太少倒垃圾、誰衣服都不收、講話又太大聲……等等。要讓討論的過程和諧,「吃」絕對是不可少的一環。因此在家園會議中,每個家庭都要準備一道菜。對小真這樣與室友相處順遂、跟主責社工感情好的人來說,這就像熱鬧的家族聚會。

對小真來講,這裡無疑比原本的家更像家,小欣則不完全認同。小欣認為,這個家園最多只能讓小真住一年,她自己或許可以陪小真三年,但未來的三十年呢?當「血緣」、「婚姻」不一定能為人帶來真實的支持與陪伴,還有誰可以被稱作「家人」?

小欣形容自己是營造溫度的「催化劑」。家園像是沙漠的綠洲,來自世界八方的人都在此休憩,準備繼續趕路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但也同時有自己的框架。有人認為「沒帶孩子出來的媽媽就是沒良心」、有人認為「不當清潔工的媽媽不夠努力賺錢」;有台灣媽媽認為「外來的媽媽講話就是很大聲」,也有年長的媽媽抱怨「年輕媽媽就是不愛做家事」。就小欣看來,她們同在一條路上,有人走得比較遠,有人才剛起步,該如何讓她們彼此傾聽與支持,而非批判與諷刺?

「愛」是解答。小欣作為讓婦女們建立關係的角色,她會提醒一位憂鬱的媽媽,看見另個媽媽對她含蓄的關心,「你看她為了你,特別準備了一道素的鹽水雞」;她有時也「硬起來」,警告一位在歧視外籍人的台灣媽媽,「你不知道她背後發生了什麼事」。

愛是願意拆掉框架,看見生命在困境中的堅強與美麗,以同理為基礎,建議與支持對方;愛,能超越國族、年齡、與所有的一切。

最後,小真決定剩下半年不住家園,她要跟她新找到的家人——阿悌,一起搬出去住。

 

尾聲:看見自己的價值,成為獨立的個體

當我帶著採訪筆記來到小真面前,她已經跟阿悌住了三年,她們在外頭租房子,一間她跟孩子、一間阿悌,還有一間客房,讓老鄉偶爾來這裡串門子用。

小真離開物資中心後,獨立接案做家內的清潔工,甚至還做出點口碑來。她告訴我,她來自大陸一個重男輕女的村莊,從十一歲開始,她沒唸書,就為了哥哥的聘金而工作;長大後,為了先生以及先生的家庭而拼命。經歷的這一切讓她徹底領悟:女人,要獨立,要找到自己的興趣,只要培養自己的能力,走到哪裡都不會餓死。

娓娓道來這段故事,小真話語間沒有一點猶疑,只有提到某次她回大陸娘家時,媽媽東一塊西一塊的湊錢給她,眼神才露出些微的柔軟。

「我覺得台灣很好,尤其是社會福利。在這裡也沒有人會對單親媽媽指點,離婚後我很幸福,為了不讓大陸的媽媽擔心,我一定要過得更幸福。」

小欣在一旁安靜的聽著,大大的眼突然掉下了淚。自立這最後一里路,說長不長,但要能往前走一小步,背後總是無數人在支撐。小欣過去也會因為看不見婦女們的生活有顯著改變,在夜深人靜時責備自己是「不夠格」的社工。

「可是我的督導告訴我,價值不是那些外在的東西決定的。現在,我覺得看見服務的人有一點點小小的成長,就算是很微小的,那就是價值。」

帶領人找回「自我價值」,相對於打贏官司是很抽象的,但卻是助人者的靈魂。那溫柔的手雖用眼睛看不見,卻真實接住了小真──因為我親耳聽見小真說,她過去總是很憂愁,但現在她找到了自己的價值、興趣、夢想。

我問她,未來還有什麼願望嗎?小真說,她的責任就是養孩子長大,孩子大了,要是想回去爸爸那邊,只要爸爸過得好,那也好。現在的她喜歡種花、做台灣小吃,更喜歡來勵馨上心靈成長的課;有機會的話,也希望能服務跟她一樣辛苦過來的媽媽。

「我認真存錢,想買房子,跟阿悌阿姨、孩子住在一起,我想要永遠的家。」小真說,眼睛瞇成一道漂亮的弧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