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受害者的話語權在哪裡?

◎紀惠容(執行長)

不只影劇界有說不出口的#MeToo,台灣各層各界的系統壓迫都在暗示、警告受害者不要出聲。男性受害者更慘,他們被當成不可能的受害者,連個受害者的資格都沒有。

以勵馨服務的經驗,一旦性侵害事件被揭發,立刻有許多利害相關人會跳出來,要受害者閉嘴,有為了家庭名譽,有擔心受害者受傷,更有否認性侵害事件,大家心裡隱隱約約埋藏著一個深深的恐懼,認為性侵是一個羞辱記號,最好不要說它。

 

深怕被貼羞辱標籤

我曾經在多場次演講裏,談到性侵議題時,詢問在場的師長、社團成員、社區人士,「若你真的遇到性侵時,你會求救報案嗎?」幾乎百分之九十幾的人都陷入沉默、搖頭或低頭不語,只有個位數的人舉手說「敢」。

台灣說不出口的#MeToo,多麼沉重的議題,我們又如何寄望台灣的#MeToo運動可以有聲音呢?大家深怕性侵羞辱的標籤,貼到自己身上,「羞辱」兩字猶如瘟疫般令人恐懼,大家急著撇清、甩掉它。受害者即便勇敢揭發性侵事實,身旁的人為了不要面對「羞辱」,大多會用不敢置信的眼光,質疑受害者,接下來的情緒是很複雜的,因而大多身旁的人是無法接住受害者的,即便是受害者信任的親朋好友,可能也好不到哪裡去,這讓受害者很受傷。

讓受害者最難過的挑戰是加害人的否認、醜化,鮮少的加害人會承認自己是錯了。尤其,受害者面對家內、熟人性侵,受害者就像沒有嘴巴的孩子,非常難說出口,一旦選擇勇敢說出,除了得面對加害人的否認與醜化,甚至還得承受周遭親朋好友的檢討與責難。若當事人中任一人是公眾人物,無知網路酸民的霸凌更上一層樓。

再談,受害者在訴訟過程中,必須承受更多的壓迫與再次陳述創傷,台灣的性別司法改革未竟成功,許多法官帶著人生勝利組觀點或是男性觀點,審理性侵案件,無法理解受害者脆弱的處境,或體認到兩造權力關係的懸殊,或帶著完美性受害人的迷思,常問一些讓人氣結的話語,如,詢問受害移工說,你沒有被關禁閉,有手機,為何不逃?詢問受害的女學生說,你為何晚上單獨去教授的研究室?詢問被迫舌吻或性交的受害者說,你為何不咬他的舌頭?為何不咬他的陰莖?

殊不知,移工脆弱處境是逃跑之後,如何還仲介的錢?如何再寄錢回家?還有,女學生與教授的權力關係原本就不平等,她敢抗爭教授的權力嗎?因為論文需要,再忐忑不安,大多女學生也只能乖乖去研究室。最後,想說的是,法官在完美受害人迷思之下,真以為強迫舌吻或性交時,可以奮力抵抗,咬下對方舌頭或陰莖嗎?

 

司法審理也有壓迫

受害者從加害者的壓迫、最親的人際壓迫、到大眾對性侵羞辱恐懼的壓迫,乃至司法審理等一系列的壓迫,還說得出口嗎?想想,若是我們,有力氣對抗、發聲嗎?台灣說不出口的#MeToo是因為有太多有形、無形的壓迫了。請不要給受害者壓力,我們應該給曾經說出#MeToo的人更多鼓勵,期盼台灣社會可以接住受害者,一同對抗系統性的壓迫,讓台灣成為零性侵的美善社會。